承前啟后的轉變與過渡
——中華蘇維埃政權在陜北(1935年10月—1937年9月)
來源:《黨的文獻》2019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8-06
賀永泰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至此,以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為基礎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即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是全國最大的蘇區,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國紅軍主力軍所在地”。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軍開始長征,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此后的兩年里,中華蘇維埃政權繼續延續和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西北辦事處,并實際承擔了中央政府的職責。
  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政權由工農民主政權轉變為抗日民主政權;而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轉變為土地改革,進而轉變為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這一時期的蘇維埃政權處于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和過渡階段。研究中華蘇維埃政權在陜北的運行和轉變,有助于我們在打通歷史中更完整地了解蘇區的歷史,更好地理解中國革命的轉變與發展歷程。
一、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中華蘇維埃政權在陜北的延續和變遷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黨政軍領導機構延續了中央蘇區的設置,并有所創新。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對外分別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在中革軍委之外新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形成兩套班子、兩套人馬的領導機制,共同領導黨、蘇維埃和紅軍的工作。
  到達陜北后,蘇維埃中央政府逐步恢復活動。例如,1935年 11月25日,毛澤東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對《紅色中華》記者的談話;28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12月10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對蒙古人民的宣言》;15日,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命令,改變對富農的政策。
  在此后的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蘇維埃中央政府繼續以發表宣言、通電、布告等方式進行活動。如《東征宣言》《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等。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下設的最高法院也在陜北繼續行使權力。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和蘇區中央局機關報在陜北續辦。《紅色中華》從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發行,最初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后改為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聯合機關報。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出至第 240期。
  到達陜北后,《紅色中華》于1935年11月25日在陜北復刊。《斗爭》原為蘇區中央局機關報,1933年2月4日創刊于瑞金,1934年9月30日停刊。中共中央到陜北后,《斗爭》于 1935年11月21日以“西北中央局”的名義復刊,1937年3月19日停刊。
  蘇維埃性質的學校也在陜北恢復或新辦。例如,1936年6月 1日,在原紅軍學校的基礎上,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在瓦窯堡成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先后有四個首府。第一個首府是江西瑞金,長征到陜北后,先后定都瓦窯堡、志丹,最終遷都延安。遷都志丹后,《紅色中華》發表了題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義?》的文章。
  毛澤東曾談到,“中央遷都”是為著直接領導和鞏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據地。遷都延安后,毛澤東指出,延安將來要成為蘇維埃政權,“因為這是我們首都所在地”。
  到達陜北后,蘇維埃政權沿用了中央蘇區蘇維埃選舉制度,并相繼出臺了選舉法規。1935年12月23日,西北辦事處頒布了《蘇維埃西北各省暫行選舉條例》。該條例是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暫行選舉法”的基礎上,根據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的,共8章53條,除刪去了“暫行選舉法”中的第六章,即“基本(市鄉)選舉的承認、取消及代表之召回”一章外,結構相同,條文的內容也基本一致。
次年1月15日,西北辦事處頒布了《西北蘇維埃選舉法》。這一選舉法的內容較之1933年中央蘇區所頒布的選舉法有以下重要改變:一、一切精神勞動者(如醫生、著作家、教員等)都有選舉權。二、雇傭勞動在10人以下資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業主亦有選舉權。三、在蘇維埃政府及各革命團體工作積極努力的,無論其出身如何亦可獲得選舉權。選舉法內容的修改,擴大了人民陣線的范圍,為實現蘇維埃選舉提供了法律保障。
  這一時期,紅一方面軍通過東征和西征擴大了根據地和紅軍隊伍。東征期間,蘇維埃區擴大至28個,新區的開辟打通了神府特區與陜北省蘇區的聯系。
  擴紅方面,截至1936年4月4日,東征軍在半個月內擴充紅軍 8000余人,充實了力量。毛澤東指出,東征軍的一大成績是特別爭取了擴大紅軍的勝利,東渡以來紅一方面軍擴大二分之一。
  至 7月,西征紅軍占領了環縣、曲子、寧條梁、定邊、花馬池、預旺等城鎮,擴充紅軍800余人,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據地,縱橫700余里。此外,地方上,陜北省把擴紅的突擊工作開展成為廣大的群眾運動,取得了極大成績。截至3月31日,陜北省擴大紅軍計劃如期完成,共有6000人參軍。4月29日,陜北省委決定,自5月10日至7月10日,兩個月中擴大4500人到方面軍去,擴大1200余人到獨立團(營)中去,各縣委書記在書記聯席會議上承擔了這一任務。
  1937年5月至6月,在延安先后召開了全國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蘇區代表會議批準了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白區工作會議比較系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明確了黨在整個白區工作中的方針、策略和任務。
  這兩個重要會議的召開,表明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地位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由一塊地方性的革命根據地轉變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不僅是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而自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至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的兩年時間里,黨政軍民學各機構的工作都是中央蘇區相關工作的恢復、延續和承繼。
二、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成立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前,西北地區曾經先后成立了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和陜北省蘇維埃政府。這兩個省級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政府也相繼建立。1935年,陜北和陜甘邊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實現了黨和紅軍的統一領導。
  為了統一領導中國西北各省的蘇維埃運動,1935年11月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成立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以下簡稱“西北辦事處”)。10日,西北辦事處在瓦窯堡成立,博古任主席。辦事處下設財政部、糧食部、土地部、國民經濟部、教育部、司法內務部、勞動部、工農檢查局,即七部一局。
  為加強外聯、宣傳、外交等事宜,西北辦事處于1936年1月 26日又增設了外交部,使所屬機構變為八部一局。西北辦事處下屬組織有陜北省、陜甘省、神府特區和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等。為配合西征,1936年5月,陜甘寧省蘇維埃政府成立,受中共陜甘寧省委和西北辦事處領導。
  新成立的西北辦事處,一方面代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的職能,處理日常政務。凡是隨紅軍長征到陜北的人民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基本上都參加西北辦事處的工作,如原人民委員會財政部長林伯渠為西北辦事處的財政部長,原人民委員會勞動部長鄧振詢為西北辦事處的勞動部長,原人民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鄧發為西北辦事處的糧食部長。另一方面,它又是西北地區的最高蘇維埃政權機關,直接領導西北地區各地方蘇維埃的工作。在西北辦事處之下,建立了省、縣、區、鄉(市)四級地方蘇維埃政府機構。
  西北辦事處成立以后,中國蘇維埃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蘇維埃中央政府一樣,西北辦事處以布告、命令、訓令、通令、會議、綱要、條例、法規、決定等方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政策范圍涉及經濟、階級和社會等方面。
  例如,在經濟政策方面,1935年11月25日,西北辦事處頒布《關于發展蘇區工商業的布告》,宣布:第一,把一切工商業的捐稅都完全取消,關稅、營業稅等均一概免收;第二,蘇區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營業自由,白區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蘇區來營業;第三,除了糧食和軍用品外,蘇區的出產品均可自由輸出;第四,允許蘇區內外正當的大小資本家投資各種工業。在階級政策方面,1936年1月1日,西北辦事處公布了《怎樣分析階級》和《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對劃分階級的標準及如何具體劃分農村階級作了明確規定。其中,《怎樣分析階級》是毛澤東1933年10月在瑞金主持制定的,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更名為《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是結合陜甘蘇區土地改革中發生的偏向,仿效1933年10月中央政府頒布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而作出的。在社會政策方面,西北辦事處1937年5月27日發出布告,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要求鏟除種植之鴉片,封閉煙館,禁止販賣,勒令煙民在六個月內戒煙。
  西北辦事處的成立推動了西北地區蘇維埃政權的全面建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區域蘇維埃政權,省、縣、區、鄉蘇維埃代表大會紛紛召開;二是東征和西征期間,新區蘇維埃政權相繼建立。
  1936年3月,陜北省召開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了陜北省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又推選13人組成主席團,馬明方為主席,霍維德為副主席。陜北省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和省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把陜北蘇維埃政權建設提升到了一個更高更完善的階段。
  隨后,一部分尚未召開大會的縣、區、鄉也相繼召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蘇維埃政府。東征期間,凡紅軍久居的地方,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新區則成立了臨時政權——革命委員會。西征期間,曲子、環縣、赤安、鹽池、新正、新寧、淳耀、赤水、定環等十幾個縣的蘇維埃政權在短短的幾個月中相繼建立,這在西北蘇區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特別是在10月20日,預旺和海原兩地的回民在同心城成立了預海縣回民自治政府,“這是回民政府的第一次!是回民解放的先聲”。它表明西北地區蘇維埃運動處于大發展的時期。
  西安事變后,西北地區蘇維埃政權進入了相對穩定時期。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林伯渠負責西北辦事處的工作。此后,林伯渠先以代主席的名義,后以主席的名義主持西北辦事處的實際工作。與此同時,西北辦事處的機構也作了部分調整。
例如,由于分配土地的工作已經停止,西北辦事處撤銷了土地部,把有關工作歸入國民經濟部。1937年2月,西北辦事處增設國家審計委員會。司法內務部分設司法部、內務部。5月,司法部改組為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
  西北辦事處的成立,實現了陜甘寧蘇區內原來幾塊根據地領導權的統一,為后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作了組織上的準備,標志著西北地區蘇維埃政權建設進入了更高層次的全新發展階段。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西北蘇維埃政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一時期的政權建設,集中了全國蘇維埃政權建設的成功經驗,克服了許多“左”的錯誤,變得更加成熟,并有所創新。
三、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
  在陜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性質發生了兩次重要改變。第一次是由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之所以要改,“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
  因此,“為了使民族統一戰線得到更加廣大的與強有力的基礎,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自己的政策,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這并非取消了蘇維埃名義,而是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擴大。
  毛澤東指出:“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人民共和國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同時還鼓勵民族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
  第二次改變是由工農蘇維埃政權改變為抗日民主政權。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鄭重宣告: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在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
關于民主共和國的設想,毛澤東指出:“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當前的任務。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不是國民黨所說的西方現代國家,它是有資產階級參加的工人農民的國家。”
  9月17日,《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出:“民主共和國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再次重申: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相較于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階級基礎更為廣泛。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史上的一個重大轉變,為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奠定了基礎。但是,與工農共和國一樣,人民共和國同國民黨政權仍然是兩個互相對立的政權。
  民主共和國既不是蘇維埃制度,也不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實行抗日民主的、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國家。轉變為民主共和國之組成部分,可以為推動國共兩黨的合作和消除兩個政權的對立,確立一個具體的奮斗目標,更易為一切抗日的黨派和階級所接受。
  但是,建立全國性的民主共和國,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設想。實際上作為中華民國政府一部分的蘇維埃區域,在政制上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創制。
  經過國共談判,代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職能的西北辦事處開始著手進行從蘇維埃政府轉變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組織籌備工作。1937年4月下旬,西北辦事處成立了選舉法起草委員會、特區行政組織法起草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和特區經濟建設計劃起草委員會等四個專門委員會,以研究在過渡時期所實行政策及工作方式方法的徹底轉變,把蘇區建設成為全國抗日民主的模范區。
  5月12日,西北辦事處行政會議通過《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規定在陜甘寧邊區實行議會民主制。此次會議還通過了《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該條例共29條,分總則、選舉資格、選舉議員人數的比例、抗日軍人選舉、選民、補選等11章。較之蘇維埃選舉條例,新的選舉條例有一個最明顯的改變:由“工農民主選舉”改為“一般民主選舉”。自7月開始,經過半年多的選舉,建立了自鄉至邊區的各級抗日民主政權。
  相較而言,蘇維埃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工農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即全國、省、縣、區、鄉蘇維埃代表大會是各級的最高政權機關,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鄉級除外,鄉蘇維埃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主席團),為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執行委員會又推選產生主席團和主席團主席,為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蘇維埃制“議行合一”,權力機構和執行機構沒有嚴格的界限。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的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既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又直接領導政府工作。
  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政制是議會民主制,既保留了工農蘇維埃民主制的優良傳統,又與國民政府的某些制度相銜接。在此制度下,參議會是邊區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組織形式,它既是民意機關,又是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政府是邊區的行政機關,隸屬于參議會,行使行政權。參議會和政府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結合成為邊區的各級政權機關。
  在政權更名改制的同時,紅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蘇區團組織改名為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出至第 325期,改名為《新中華報》,于1937年1月29日在延安編輯出版,后成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
  1937年9月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這標志著工農蘇維埃政權的結束和建設抗日民主政權的開始。
四、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轉變為土地改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土地問題,最重要的政策是土地政策。其中最關鍵的是對富農和地主的政策。
  到陜北后不久,中共中央即著手解決富農問題,通過政治局會議討論、領導人交換意見,形成了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最后由中央政府發布命令,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就解決了問題。但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在對待富農政策上,張聞天在193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土地問題時,沿用了過去的土地路線,即“消滅地主,反對富農;聯合中農,依靠貧農”。
  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林育英則提醒道:“反富農要注意”,“目前階段策略上最緊急的要反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及地主”。林育英認為,如果要沒收富農、消滅富農,就勢必牽涉到中農、白區斗爭、知識分子等許多方面。“富農還是長期的斗爭問題,不是一下就能消滅的。”與會同志未能達成一致意見。
  聯系中國實際,在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啟示下,張聞天對富農問題的態度很快有了轉變。他為中央起草了《關于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草稿,并致函毛澤東,征求毛澤東和前方領導同志的意見。毛澤東復信表示“基本同意”,但認為應補充貧農、中農可以平分富農土地的內容。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改變對富農的策略,張聞天作重要報告,分析了改變對富農的策略的原因,總結了過去反對富農的教訓,宣布了對富農的策略。報告首先指出:四中全會后,中央執行了共產國際關于“加強反對富農”的指示,現在的情況與以前不同了,現在是“民族危機加深的時期”,“富農所采取的態度與以前不同了”,他們往往對革命“采取同情或中立態度,甚至參加革命斗爭”,“現在我們要在全國范圍內爭取廣大群眾到革命方面來,反對我們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
  因此,“我們現在如采取加緊反對富農的策略,把他們推到地方豪紳方面去,顯然是不適宜的”。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是為了“團結全體農民反對主要敵人,組織整個農民戰線”。報告還指出:“加緊反對富農,變成了消滅富農,以致動搖中農,影響到農村中不安定,以及中農對生產不發生興趣。”
  報告最后提出:“現在,在白區,在反對地主豪紳斗爭中,一般可以聯合富農,造成統一戰線。”“在蘇區,只取消富農的封建剝削”,平分土地時,“不能特別分給壞田地”。會議根據張聞天的報告作出了《關于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
  不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布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命令的主要內容有:出租土地一律沒收;牲口不沒收;不加稅;在不反蘇維埃前提下,保障經營自由;與農民一樣分土地;無權參加革命武裝,無選舉權。
  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再次強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變對待富農的政策。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之部分外,不問自耕的與雇人耕的,均不沒收。鄉村中實行平分一切土地時,富農有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也就是說,對于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除封建剝削部分外,均不沒收。
  按照中央決議,西北蘇區進行了土地改革。1936年1月,陜北省蘇維埃土地部召開赤源、子長、延川、秀延、瓦窯堡五縣貧農團大會,貫徹中央土地問題的新決定,解決土地問題。1月 19日,西北辦事處第九次會議討論土地問題,確定農民對分配到的土地擁有所有權,通過登記發給土地證,農民可以自耕、租種或出賣。
  4月4日,西北中央局與西北辦事處聯合發出《關于執行改變富農策略給各級黨部與蘇維埃政府的指示》,指出,在改變對富農的策略與糾正陜甘土地斗爭中過“左”的錯誤時,一些地方又發生了新的問題與偏向。
  例如,在安塞和子長,把某些真正的豪紳地主改為富農,把富農改為中農,而過去錯定為豪紳地主富農的中貧農,卻沒有糾正。一些豪紳地主及過去已經分配了土地的富農,在“過去一切都錯了”的謠言下,曲解黨和蘇維埃的決定與命令,要求翻案,拿回他們原來的土地、牲畜、財產。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缺乏警覺,而另一些工作人員表現慌張,企圖單純用行政手段來強制執行,而不知利用這一事件來教育廣大群眾。為此,黨中央重申:“黨與蘇維埃的富農策略的改變,是為了適應目前的新的政治形勢,為著更便利于集中力量對付目前的主要敵人,為著抗日討賣國賊,為著消滅農村中的地主階級、孤立地主階級,為著更鞏固的聯合中農,為著發展農村生產。”
  要求各級黨部與蘇維埃要正確糾正所發生的偏向,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不使一個貧苦工農錯定為地主富農,也不使一個地主富農假稱貧苦農民”。
  在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后,中共中央也調整了對地主的政策,由沒收地主土地改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所以部分改變土地政策,目的是為了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廣大的抗日人民,徹底肅清封建殘余,使蘇維埃土地政策具有更深刻的人民性質和民族性質。
  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新形勢下的土地政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作出十條規定,主要內容為:沒收一切漢奸賣國賊的土地財產;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糧食、房屋、財產,但仍分給其耕種土地和生產工具、生活資料;對小業主的土地不沒收;抗日軍人及人員的土地不沒收;商人兼地主者,沒收土地,商業部分不得侵犯;取消高利貸等。
  新的土地政策在陜甘根據地的實施,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一部分外逃地主返回了家鄉。對于返鄉地主,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了《關于處置回蘇區的豪紳地主的辦法》,規定:地主回來可分給一份土地,受政府保護,但必須遵守蘇維埃的一切法令,不得欺壓群眾,反抗政府。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以后,為了團結各階級共同抗日,還恢復了地主、富農、資本家、牧師、僧侶等群體的公民權,在贊成抗日和團結的原則下,允許各不同黨派、職業、宗教、文化團體的自由活動。
  總之,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中共中央對富農政策所作的改變是十分必要的,是公開糾正“左”傾錯誤的一個重大舉措,此其一。其二,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爭取他們對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結合起來,通過調整土地政策進而調整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是必需的和許可的”。
  但是,如果僅僅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原封不動地維持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就無法調動廣大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所以,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把減租減息明確規定為黨在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
五、結語
  總之,從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長征到達陜北后的最初兩年里,中華蘇維埃政權經歷了三大轉變,是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和過渡階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繼續進行活動,成立了西北辦事處,實際承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職責。
  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標志著工農蘇維埃政權的結束,由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轉變為抗日民主政權。在土地政策方面,由消滅地主反對富農改為停止沒收富農和地主的土地,抗戰時期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標志著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轉變為土地改革。
  伴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中國革命由土地革命轉變為民族革命,由國內戰爭轉變為民族戰爭的重大歷史轉變,中華蘇維埃政權在陜北的轉變具有標志性意義。同時更加鮮明地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不但代表著工人農民,而且是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先進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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