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打回井岡山之原因探析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4期)        發布時間:2019-04-18
孫偉
  [摘要]在兩年零四個月的斗爭歲月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共丟失過兩次。第一次丟失后,毛澤東考慮到井岡山的物質條件、東固的斗爭經驗和贛南、閩西的實際情況,決定紅四軍主力不打回去,留在贛南閩西發展,由彭德懷率小部分兵力打回。第二次丟失后,毛澤東考慮到形勢與之前相比有較大不同,如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日趨形成,贛南、閩西的紅色區域已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央已經同意紅四軍在贛南、閩西創建大塊革命根據地等因素,決定不派紅四軍主力收復被敵人占領的大小五井等地。上井岡山是正確的、合理的,為適應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下井岡山也是必要的、符合歷史趨勢的。
  [關鍵詞]毛澤東;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紅四軍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兩年零四個月的斗爭歲月里,共丟失過兩次。第一次是1929年2月,由于國民黨的重兵圍攻,包括江西的寧岡、永新、遂川、蓮花,湖南的酃縣、茶陵,以及以大小五井為中心的“五百里井岡”等所有地區(即六縣一山),基本落入敵人之手。第二次是1930年2月底,袁文才、王佐在永新被錯殺,不久袁王舊部反水,大小五井等地再次失守,井岡山地區淪為白區,直到1949年9月解放。毛澤東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他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的初期來到井岡山,在這里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對井岡山懷有特殊的情感。但是,為什么在井岡山失守后,他卻沒有想盡辦法打回去呢?本文將根據這兩次丟失的具體情況,進行剖析。
一、第一次失守后毛澤東決定紅四軍主力不打回井岡山
  1929年1月4日,為了打破湘贛國民黨軍第三次聯合“會剿”,紅四軍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團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以及邊界各縣縣委專門在寧岡柏露召開了聯席會議。會上,根據毛澤東的主張,決定“紅五軍留守井岡山,紅四軍向敵后出擊,實行‘圍魏救趙’,并可相機發展和擴大新的革命根據地,在發展新區中求得保衛井岡山根據地”【《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頁。】。留下來的部隊由彭德懷指揮,下山的部隊由毛澤東、朱德率領。
  可見,這次紅四軍主力下山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擴大新的根據地,二是解井岡山之圍。當然,對于第二個任務而言,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打回井岡山,只要讓敵人不能占領井岡山或者不再進攻井岡山,就算完成任務了。所以,紅四軍于2月1日到達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羅福嶂后,“為安置傷兵計,為找有黨有群眾的休息地計,為救援井岡山計,決定前往東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頁。】。
  既然當時的主要目的是要救援和解圍,那么在得知井岡山失守的消息后,毛澤東為什么決定,紅四軍主力不打回去呢?他的態度之所以發生重大變化,主要基于以下三點原因。
  首先,井岡山的物質條件非常困難,并已經嚴重限制紅四軍的進一步發展,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井岡山的物資很有限,不能屯重兵。井岡山自古“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自給勉強還行,但養活大量的非生產人員則顯得捉襟見肘。特別是國民黨的嚴密經濟封鎖,禁止物資的進出,使得井岡山軍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所以,毛澤東曾說“吃飯大難”【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頁。】,“有時真是到了極度”,“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頁。】。
  特別是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湘南農軍及其家屬一萬余人,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五軍一部七八百人,這兩支部隊來到井岡山,雖然增強了井岡山的軍事力量,卻使得原本吃飯緊張的井岡山物資極度匱乏。這個問題反復出現,如果不能解決好,終會影響紅四軍的發展。
  有多份重要報告,都直指該要害問題。如1929年2月25日,楊克敏提交的《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指出:“最近向贛南的原因大部也是為的經濟問題——應付敵人的會剿,當然是這次的重要原因,因為四軍如果不出發解決經濟問題,大多數的群眾,有不能領導了的危險。這個經濟問題,要算紅軍中最困難的問題,也就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頁。】3月20日的《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提到:“我們自一月十四日離開井岡山,主因是經濟無出路。”【《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4頁。】陳毅也在1929年9月1日寫給中央的《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隆冬之際,邊界叢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服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其次,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經驗,大大提升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模式豐富性和多樣性的認識。
  對于井岡山,毛澤東認為這塊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夠存在,在于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憑險可守。假如有完備的工事、充足的給養,敵人基本上打不進來。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特別是既有民眾擁護、地形又極險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邊界此時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就是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的將來,亦將仍然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鞏固此根據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把這三件事切實做好,是邊界黨應該努力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3—54頁。】1928年11月25日,他又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寫道,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需要具備的五個條件之一是“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里。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7、68頁。】
  可是,物質條件問題始終困擾著井岡山。毛澤東指出,“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9頁。】。沒想到這個難題到了東固革命根據地后迎刃而解,這讓毛澤東茅塞頓開。
  1929年2月20日,紅四軍與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在東固革命根據地會師,休整了一個星期,充分交流了兩塊根據地從事革命活動的經驗。東固革命根據地在李文林等人的領導下,搞得有聲有色,在國民黨的進攻下,不僅沒有遭受什么損失,而且也沒有出現井岡山面臨的經濟困難。也是在此間,毛澤東驚聞井岡山失守,彭德懷已率部突圍下山的消息。
  在毛澤東看來,東固是一塊很有特色、比較成功的根據地,許多寶貴經驗值得紅四軍學習,最重要的一點是“公開的武裝斗爭與秘密的割據相結合”。他對東固的斗爭模式贊揚道:“這番我們到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是驅逐了,權力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卻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的痛苦此間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形式取得了群眾而不致失掉群眾。”“他的戰術是飄忽不定的游擊,游擊的區域是很寬的”,“他們經常的是一角五分一天的士兵伙食,從不發生經濟問題。他們與省委特委的關系極密切,交通極方便,敵人是完全奈何他們不得。用這種方法游擊的區域可以很廣,即是說發動群眾的地點可以很多,可以在很多的地點建立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因為我們和東固兩種不同的經驗,覺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邊界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頁。】
  因此,毛澤東決定,把原定的固定區域的公開割據政策,改為盤旋式打圈子的游擊政策。可以說,正是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經驗,使毛澤東拓寬了視野,認識到了固守井岡山的局限性,以及創建多種形式根據地的可能性。
  最后,贛南、閩西的區域廣闊,與敵人的回旋余地大,加上物產豐富,能提供足夠的給養,適合大部隊的長遠發展。
  其實,井岡山除了經濟基礎薄弱外,還有其他的局限性。粟裕曾指出:“地區比較狹小,西邊是湘江,最近距離五十多公里,東邊是贛江,最近距離也只有約五十公里,兩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著我軍的行動。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漢、岳陽等大城市,不能求得發展。所以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后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頁。】
  經營井岡山一年多的毛澤東當然更清楚它的戰略局限性,在帶領紅四軍主力下山后,經過實地調查研究,毛澤東進一步驗證了自己的結論:“贛南地區廣大,有九連山和武夷山脈作屏障,我軍可以迂回轉戰于贛南、閩西、粵北廣大地區,那里物產豐富,有足夠的給養供應,而且山嶺河川交通不便,敵人來往困難。況且贛敵較弱,又多是客籍軍隊。本省劉士毅部已經幾次被我們打敗,戰斗力不強。再說,贛南、閩西一帶受過大革命的洗禮,群眾容易發動,群眾斗爭和武裝斗爭有較好的基礎,黨的領導力量強;贛東北有方志敏紅軍;贛西南有稱‘小井岡’的吉安、東固,并有紅二、四團可以互為犄角。”【《何長工回憶錄》,第206頁。】
  1929年3月14日,紅四軍占領福建長汀,揭開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序幕。在這里,毛澤東確切地獲知:蔣介石和桂系軍閥已經決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一場大混戰不可避免。面對這種新的局勢,經過通盤考慮,紅四軍前委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惟閩西贛南區內之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4頁。】此時,毛澤東已經初步擘畫出在贛南、閩西建立大塊根據地的戰略決策。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贛南的瑞金縣給中央的信中指出了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的幾個優點,“自劉郭二旅擊潰之后,閩西贛南可以說沒有敵人了”,“閩西贛南的民眾都非常之好”。另外,“在湘贛邊界時,因敵人的封鎖,曾二三個月看不到報紙。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長沙買報了,然亦得到很難。到贛南閩西以來,郵路極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廈門、漳州、南昌、贛州的報紙,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鍵的機關報長沙《民國日報》,真是撥云霧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2頁。】6月1日,毛澤東又在閩西的永定縣給中央發去報告,再次提到“閩西黨有相當基礎,群眾也好,各縣斗爭日益發展,前途希望很大”,“故此時在閩西一帶游擊,是最好的機會,望省委對這方工作多加指導”。“贛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贛南的發展又可與贛西之石〔井〕崗山(寧岡等六縣)贛東之方志敏部取得聯絡,請中央通告江西省委注意這二處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1—682頁。】
  綜上,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贛南、閩西條件極佳,沒有強敵,有好的黨群基礎,而且經常能看到外面的報紙,信息靈通,非常適合紅四軍的發展。因此,雖然井岡山失守了,但毛澤東對紅四軍主力的去向很清晰,“紅軍第四軍大概十天內尚在閩邊工作,十天外須赴贛邊瑞金、寧都一帶游擊。那時須看湘贛戰局的形勢,從有利于紅軍的發展及有利于工農群眾發展的標準上去決定行動。或再回閩邊,或在贛南作較久時間的游擊,或往吉安去接近國民黨的戰區”【《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4頁。】。從這里絲毫看不出紅四軍有向井岡山靠攏的跡象。
  如果上述表達還比較委婉的話,那么,毛澤東于1929年4月13日代表紅四軍前委給湘贛特委的信中,明確指出放棄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信中說:“守勢的根據地的觀念,以后應該拋棄,大小五井、九隴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因此,五、六兩縱隊都應在山下,不應在山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156頁。】
  可見,在毛澤東看來,井岡山并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固守的。紅軍應該到廣大鄉村地區發展與壯大自己,打擊敵人,而不是繼續待在山上堅守五大哨口。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在綜合分析當時的客觀實際情況后作出的正確判斷。
二、第一次失守后毛澤東同意彭德懷率紅四軍小部分兵力打回井岡山
  1929年4月1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瑞金,與井岡山突圍后轉戰贛南的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會合。4月11日,在于都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紅軍的下一步行動計劃,在“決定紅四軍主力在贛南進行短距離分兵,開辟、擴大革命根據地”的同時,“同意彭德懷提出的率紅四軍第五縱隊打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政權的意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頁。】毛澤東在決定紅四軍主力不打回去,在贛南活動的同時,也同意彭德懷率小部分部隊打回井岡山,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井岡山的戰略地位重要。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紅四軍前委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邊界紅旗子之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意義。所以我們對于‘以贛南為退步’的話,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就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一路。萬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為經濟計而不是政治的意義;政治意義上我們始終認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之創造與擴大這個政策,是十分必要與十分正確的。”【《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41—542頁。】可見,在下山前的毛澤東看來,除非經濟上到了絕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不能丟的,因為它的斗爭對全國的革命形勢有著重要的政治影響。
  第二,彭德懷的強烈要求。彭德懷認為,丟掉了井岡山他負有一定責任。據彭德懷回憶,他“向四軍前委匯報了撤出井岡山的經過。毛黨代表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決定你們留守井岡山”【《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7頁。】。毛澤東雖然沒有對彭德懷提出嚴厲的批評,但彭德懷心存愧疚,出于將功補過的心理,在到達于都縣城附近時,“提出率部打回井岡山去,恢復湘贛邊區政權”,得到了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的同意。毛澤東還決定,“彭德懷同志之第五軍到井岡山者八百人、槍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槍,現在編為四軍第五縱隊,彭同志以副軍長名義指揮之,數日后須返湘贛邊界,收集舊部恢復政權,與贛南取得聯絡,仍屬前委指揮”【《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59頁。】。這樣,彭德懷的部隊與恢復后的湘贛邊界政權仍然受紅四軍前委領導。
  第三,出于戰略布局的考慮。彭德懷打回井岡山后,迅速恢復湘贛邊界政權,這樣就可以與紅四軍開創的贛南、閩西蘇區遙相呼應、相互支持,成為更有利的前進根基。這也是毛澤東對工農武裝割據局面的長遠考慮。他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到:“以閩西贛南二十余縣一大區為范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群眾的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設工農政權,由此一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的根基。”【《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58頁。】
  第四,敵我兵力顯示井岡山有奪回的可能。敵人占領井岡山后,紅軍和地方部隊轉入深山繼續斗爭,不斷襲擾敵人,加上天寒地凍,大雪封山,敵人不到十天便被迫退出了大小五井。隨著蔣桂戰爭的爆發,大部分“會剿”部隊被調往前線,只留下一個團駐防永新,戰斗力有限。而湘贛邊界各縣雖然遭受重大損失,但仍保留一定的軍事實力,正在逐步收復井岡山。“除王佐部二百支槍系屬紅軍第四軍外,寧永蓮遂酃茶六縣赤衛隊共八百槍,在軍閥混戰無力顧及的時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發展,彭同志率部回去,當更有辦法”,“現必到了恢復的機會”。【《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60頁。】據彭德懷后來回憶:“這次回井岡山和上次退出井岡山的形勢完全不同,除在信豐消滅靖衛隊數十人外,沿途再未遇見敵軍。象屢次行軍一樣大概未出十日即到達井岡山。”【《彭德懷自述》,第129頁。】
  這樣,在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的支持下,彭德懷率部奪回了失守的井岡山。因此,也就有了井岡山一年多的后期斗爭。
三、第二次失守后毛澤東決定紅四軍主力不打回井岡山
  井岡山第一次失守后近一年的時間里,國民黨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導致中國革命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反動勢力的力量強大,再加上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等原因,1930年2月底,井岡山的大小五井等地再次失守。此時的毛澤東同樣不打算率紅四軍主力去收復,除了在文章中第一部分已經分析的幾點原因外,還有其他考慮:
  首先,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日趨形成,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延伸和發展。
  在毛澤東看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在寧岡,但永新也很重要,搞好了對其他地方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他認為:“永新一縣,要比一國還重要,所以現在集中人力在這一縣內經營,想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以應付敵人下次的‘會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251—252頁。】“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9頁。】
  湘贛邊界特委也對之前的工作進行了反思,同時借鑒了東固革命根據地的經驗,認為永新受到的破壞較小,黨和地方武裝基本保留下來,具備了成為新中心的優勢。1929年3月17日,湘贛邊界臨時特委給江西省委并轉湖南省委的信中,在報告其他各縣黨的損失情況時提到,“永新工作目前尚在發展,赤衛隊正極猛烈的作赤色游擊,許多鄉村尚是秘密的群眾割據,各下級組織亦頗能斗爭,工作照常通行,永新黨及群眾武裝,在這次邊界失敗中完全無損失”【《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286頁。】。經過慎重考慮,5月20日,湘贛邊界特委在給江西省委并轉中央一份報告中提出請示:“為保存黨的組織,使邊界的黨走向好的前途,能夠擔任政治運動的指導起見,以及前委此次給予我們贛南工作的經驗,邊界黨的指導機關,實有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原廣地(廣大群眾的城市或農村)由公開的形式轉變到秘密狀態兩種必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313頁。】既然要把湘贛邊界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山下,那么條件最好的就是永新。9月6日,在《江西省委致湘贛邊特委工作(綜合)指示》中,江西省委對上述請示給予了明確答復:“新的邊特應建立在群眾斗爭的中心永新,邊特應兼永新縣委工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391頁。】
  湘贛革命根據地建立后,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割據區域和邊界范圍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到1930年上半年,除了原有的六個縣外,還發展到萬安、泰和、分宜、安福、新余、吉安、吉水、峽江等縣,并相繼建立了紅色政權。【參見余伯流、陳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頁。】在毛澤東看來,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主體仍在共產黨和紅軍的手中,很小一部分山頭被敵人奪去了,并無礙大局。因此,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中心逐漸從井岡山轉移到永新,也確實是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
  其次,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以及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共同努力下,圍繞贛南、閩西的紅色區域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形勢一片大好。
  經過近一年的發展,毛澤東于1929年三四月提出的在贛南、閩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戰略目標得到了實現。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澤東在東固陂頭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和紅軍第五軍、第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并作關于政治形勢和今后任務的報告,史稱“二七會議”。【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295—296頁。】會議將贛南、閩西等的革命力量進行整合。不久,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和閩西革命根據地正式建立。
  2月14日發布的《前委贛西特委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通告》對當時的革命形勢進行了描述:“贛西及興國、雩都、寧都、南豐各縣共有赤色群眾百十五萬,寧岡、永新、蓮花、永豐、樂安、寧都六縣縣城都是我們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縣城在敵人手,四鄉都在我們手,安福、新喻、分宜、峽江、南豐、雩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們手,興國有大部分是赤色區域,加以紅軍四五六軍都到贛西各地,尚有許多地方武裝,斗爭情緒很高。”【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頁。】可見,贛西、贛南的很多縣城都被共產黨控制,有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等主力紅軍,以及很多紅軍地方武裝。
  贛南、閩西的革命形勢很好,毛澤東已不再緊盯著井岡山的幾個山頭,而是希望通過占領吉安,再到奪取江西全省,進而建立南方各省紅色政權。
  最后,在毛澤東多次向中共中央請示后,中央已經同意紅四軍在贛南、閩西創建大塊革命根據地的大戰略、大手筆。
  1929年2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下山后,曾代表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信請示希望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中央非常重視毛澤東的意見,并根據國內外形勢,站在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全局角度,通過黨內文件或寫信的方式頻繁予以指導,同時綜合多方反饋的信息不斷調整戰略、策略。
  1929年4月7日,中央在獲悉紅四軍主力剛下山的一些情況后,立即給毛澤東寫信,幫助紅四軍指明了三條出路:贛南、閩西、東江,至于“這三條路究應向哪一方向發展,實際情形究如何,還應由你們決定”。信中還說,“不宜于困守某一個地方。據說你們有折回羅霄山的意思,不知是否確實。我們認為孤守羅霄山□□□□□□□□軍事上都是不利的,不獨是羅霄山,無論任何地方,將隊伍集中到那里而孤守著,一方面使自己的活□□□□□□□□□□,另一方面使敵人□□□□□□□來可以使給養□□發生很大的恐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136—137頁。空格處為原文缺失。】中央在此指出,紅四軍不要打回井岡山,更不能孤守井岡山。脫離實際、不顧條件變化而機械孤守一地的做法已經被很多地方的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至于去贛南還是閩西謀求發展,需要毛澤東等紅四軍領導人根據實際情況綜合作出選擇。
  1929年9月28日,中央又給紅四軍前委致信,史稱“九月來信”,該信由在上海匯報工作的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起草,后由周恩來親自審定,并交由陳毅帶回紅四軍進行傳達。該信指出:“紅軍是否應該固守一個地區的割據,這個問題你們在行動中常常碰見。要知在統治階級政權未崩潰以及革命高潮未到來的時期,紅軍應該是采取經常游擊的政策,若停留在一個地區,或企圖固守一個地帶,求其繼續存在,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敗。過去羅霄山脈政權的經驗告訴了我們。”“前委對贛南、閩西的游擊工作亦要同時注意,要與該地方黨部有密切聯系,然后才能使其與紅軍四軍及東江斗爭相策應。”【《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2頁。】信中對紅四軍一年多來不再固守井岡山,擴大游擊范圍和赤色區域,并在全國產生重大政治影響,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意紅四軍在贛南、閩西進行游擊,同時要求其與地方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系。
  1930年1月15日,《中央軍事通訊》第1期發表了《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編者按中寫道:“從他們幾個時期的歷史來看已經很可以明瞭他們兩年來是在怎樣的艱苦斗爭,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饑不得飽’的時候,還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萬武裝工農擁護’(見毛澤東來信)的鞏固基礎!”“這里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357頁。】這是對紅四軍斗爭經驗和成果的高度評價,更是對紅四軍戰略構想的充分肯定。此外,中央還給紅四軍派去了一批有力的干部,如羅壽男、張恨秋、譚璽、郭化若等,這些都是中央重視紅四軍圍繞贛南、閩西創建大塊革命根據地的具體表現。
四、結語
  90多年前,毛澤東領導創建了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道路——井岡山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澤東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及一些基本的紅軍戰術原則。從這個角度講,上井岡山是正確的、合理的;與此同時,為適應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下井岡山也是必要的、符合歷史趨勢的。
  毛澤東在井岡山第一次失守后,經權衡考慮,決定由彭德懷率紅四軍小部分兵力去收復,而紅四軍主力去開辟新的根據地。在井岡山第二次失守后,毛澤東認為國內的革命形勢與之前相比有較大不同,工作方式、斗爭形式等都需要隨之改變,紅四軍主力有更遠大的任務去完成,所以再次決定,不考慮派紅四軍主力收復被敵人占領的大小五井等地。
  從1929年2月至1930年2月底,在兩次失守間隔的一年時間里,井岡山在毛澤東心中的戰略地位及作用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由一些憑險可守的哨口、工事等,逐漸演變為幅員遼闊的農村腹地。從山上轉移到山下,由山區走向鄉村,進而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工農武裝割據”等理論的不斷成熟,都表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實際和革命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愈加深刻。在毛澤東看來,當年在井岡山率先燃起的這一點星星之火,在中國已成燎原之勢。
  因此,由于歷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多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對于打回井岡山一事,或者不能為,或者不必為,或者不愿為,總之,都未親自率紅四軍主力付諸實施。加上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毛澤東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成為中央蘇區的主要領導人,再到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時代潮流推動他在更大的歷史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毛澤東對井岡山始終懷著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感,使他一直念念不忘,才有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之舉。
  (本文作者:孫偉,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教授,江西井岡山3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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