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的第一個中央文件
    發布時間:2019-09-03
李永康
  紀念五四,教育引導青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在黨內由來已久,早在1924年4月19日,陳獨秀與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要求各地黨和團的組織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關于紀念五四運動的第一個中央文件。
  毛澤東是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任秘書一職。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顯然,毛澤東所擔任的秘書并非委員長秘書,而是協助委員長負責處理黨中央、中央局日常工作,主要負責起草和簽發中央文件。
  1924年初,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后,毛澤東從廣州來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等住在閘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機關內,“以主要精力從事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工作”。據當時也在中央工作的許行之回憶,毛澤東“在上海主要是寫文件”。他睡在樓下廂房,“床上有竹竿撐起,掛白色的蚊帳,這蚊帳是湖南帶來的,中間還有一只方桌,主席就在這方桌上寫文章”。黨的第一個紀念五四運動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紀念與宣傳》就是毛澤東在這張方桌上起草,隨后與陳獨秀聯名發布的。
  文件對五四運動雙重內涵的界定。最初,社會各界基本上把五四運動只看作是一場具有“直接行動”與“犧牲精神”的愛國救亡的政治行動,少有人將五四運動與思想啟蒙性質的新文化運動聯系在一起,而這份中央文件的不同之處恰在于此。
  通告明確要求,在“同志們演說詞中,須發揮五四運動的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恢復國權運動;(二)新文化運動。此時國外列強之壓迫,國內舊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揮之必要”。事實上,這樣的表述就賦予了五四運動更為廣泛的意義,從而確定了對五四運動雙重內涵的基本認識。
  第一重內涵,也是較為直接的,它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救亡運動。這場運動以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為導火線,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而結束。
  第二重內涵,則是更廣更深層次的,它是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始于1915年《青年雜志》的創刊,由于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傳播而于20年代結束。
  應該說,反帝愛國與思想啟蒙是相互交融、互不可分的過程。帝國主義侵略、專制統治腐朽等政治因素,只是引發五四運動爆發的諸多歷史合力之一。所謂“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頭腦”方面的準備對于五四運動的孕育更加必不可少,而這種準備卻是由新文化運動完成的。后者以“自由”“民主”“平等”等啟蒙民眾反對專制,主張個性解放以求得整個社會的解放,實際上都是為了從思想上改造國民性,培育具有覺醒意識的新國民與新青年。而這,恰恰為五四運動所主張的愛國、自救、進步等精神觀念的思想來源。從這種思想啟蒙的角度來理解五四運動與五四精神,不失為一種科學的態度與觀點。
  青年應該有擔當是文件的核心。在文件關于五四的部分,開頭就強調了五四紀念與宣傳活動主要以學生為中心,其目的就是要讓青年學生們認識到帝國主義與國內專制統治“日甚一日”,從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一點,在中央文件發布后的具體落實中也可以得到很好證明。
  5月4日當天,全國學生會與上海學生會分別舉辦了五四紀念大會,邀請了胡漢民、瞿秋白等人發表演講。從演講的內容來看,此時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是以青年應該有擔當為核心。稱5年前五四之精神,至今卻有消散的現象,號召青年學生們應該組織起來,“改變攻擊一國一事的目標,而放大眼光,向帝國主義進攻,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
  從紀念五四的文章來看也是如此,在惲代英的《自從五四運動以來》,號召還有血性的青年們不能愧對前人,要“保持而繼續他們的五四精神”。如果青年們不能擔負起這個責任,那便是青年們莫大的恥辱。譚仲逵在《“五四”紀念與青年的責任》中,則號召青年學生不僅要好好研究學問,還應“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關于改革上和建設上的各種事業,都應該有強大的熱心”。大聲疾呼:“親愛的青年們!不要有一時一刻的忘記我們的國家,不要有一時一刻的不為他努力!”可以說,在號召青年們要擔當起五四精神的同時,“擔當”這種品質本身也就成為了一種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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